2020 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

“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

与很多人的惯常认知相反，东南亚并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 1540 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 300 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 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

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 4 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

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80 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

1985 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 年投了 1700 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

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 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

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

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

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 1960 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 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

1968 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 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 10 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

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 1/3 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 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

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 1990 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 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

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 30%。

第三个：泰国的 PCB 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 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 191 万辆，商用车 76 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

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 PCB 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 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 1/4 以上的产能。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 年，泰国花 3 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 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 GDP 的 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 1000 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 

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

1991 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 2020 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 2020 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 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

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 2001 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 2.2 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

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 WTO 之际，顺势崛起。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 年 11 月越南获批加入 WTO，3 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 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 14 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 5 年投资越南 10 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 400 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 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 200 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 40 吨大米、10 吨面粉、30 吨蔬菜、200 头猪、6 万个鸡蛋和 500 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 30 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 800 元提升到了 2000 元。紧接着，苹果 CEO 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 4 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 20 美元到 40 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 年 8 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 13-16 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 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 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 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 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 60 亿部手机。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

2009 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

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 94 条生产线，而且需要 35 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 18 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 10 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

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 70%的 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 iPhone，重庆则包揽了 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 2 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 GDP。

2012 年，泰国爆发了 50 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 1/3 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 PCB 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

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 AMD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 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

2012 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 1 亿 2000 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 20 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 GDP 也达到了日本的 7 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 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 FDI 来源国。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 173 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 1.5 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 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 600 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 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

2014 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 91 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 2019 年，有 35 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 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

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 9 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

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

“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 PC 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

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 iPad 明年将在越南诞生。

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

2015 年，三星投资 2880 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 MLCC 工厂。3 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 400 亿颗 / 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 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 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 11 倍，达到约 20 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 iPhone 供应商 JabilInc 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

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 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

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

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

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

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

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 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

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

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

2016 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 2022 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 600 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 1/3，造价也高达 1778 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 1/3 的收入。

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 7 个县 11 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 13 座大桥和 30 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 5 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 16 台 50 多米高、8000 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

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 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 2022 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

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 2019 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 19 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 20%的速度降低成本。

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

2019 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6453 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 100 名高桥中有 47 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 1400 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 130 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 1 毛钱，每年就能节省 2 亿美元的电费成本。

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 100 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

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

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

90 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 10 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

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 1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

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

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
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