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3日，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Dan AbelKimball）打电话给司法部，让他们设法阻止一个39岁的年轻外籍教授回国。事关重大，当天下午，这名教授就在洛杉矶机场被移民局拦截，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软禁生涯。

这位教授来自中国，名叫钱学森。此前，他在麻省理工修完硕士，又在加州理工攻读博士，师从力学大师冯.卡门，35岁就成为麻省理工的终身教授。然而，钱学森的厉害之处远不只这些。

1936年，25岁的钱学森和其他四位同学在加州理工创立了“火箭俱乐部”，没事在学校发射火箭玩。俱乐部随后发展成了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后来，钱学森在美国一度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通行证、参与包括曼哈顿计划的绝密军事项目研究，在五角大楼出入自由，时间达8年之久。34岁时，他带着美军上校军衔，赶赴德国提审自己的“师祖”普朗特和“火箭之王”冯·布劳恩，而正是布劳恩主持设计的V1和V2火箭，在二战时让英国人闻之色变。因此，在金波尔眼中，钱学森一个人“值3到5个师”[1]。

1950年，随着冷战的加剧和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府开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控。开始还是制造一些麻烦，希望打消这些学子归国的念头。例如在8月31日驶向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等128位留学生。美国政府先是在洛杉矶将赵忠尧随身携带的资料扣留，随后又指使日本政府在横滨将他直接拘留[2]。然而，美国政府发现这种手段根本不奏效，中国留学生还是受到感召，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不惜取道英国、印度回国。1951年10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局干脆直接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对刚毕业的留学生都严防死守，更何况掌握核心机密的钱学森？

时间一晃就是5年，1955年，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留学生开始逐渐返回祖国。此时，美国国防部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份报告，认为钱学森掌握的信息已经过时。随后的8月1日中国与美国日内瓦会议，中国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三天后，美国司法部签署文件，同意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开往祖国的轮船。

一

钱学森归国的一周年后，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当天，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钱学森带给国家的，不仅是火箭推进技术，而是科学发展方向的确立、体系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和如同曼哈顿计划一样的现代大型科学工程管理方法。

1956年，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大年。1月，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3]。12月，国家结合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制定了为期十二年的《1956-1967科技发展远景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

人才的回流和“向科学进军”的决心让我们这个传统农业国的科技开始有了起色，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苏联的“156工程”援助。从1950年到1955年，中国与苏联政府通过多轮磋商，确立了钢铁、化工、矿业、电力电子、机械制造、轻工等共计162个重点工业项目，由苏联提供核心技术、设备和培训，帮助中国快速建立相关的工业体系。由于期间确立的项目数是156个，因此对华援助项目统称为“156工程”。

“156工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重点工业领域，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了我们如何建立工业体系、如何进行技术攻关、如何进行生产管理，硬生生把一个毫无家底的农业国的工业基础拉高了一大截。根据李富春向中央的报告，第一、二批141个项目建成后，“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增长”，在相关领域的生产能力增长“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4]。

蜜月期总是短暂，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此时的“156工程”已建成133项，仅有17项正在建设中。真正的困难，在于当时的战略核心工程——原子弹。

由于核技术的战略重要性，苏联专家把相关的设备、资料全部带走，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刚刚开始三年。苏联专家撤出后，什么都得自己来。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气，国家成立了专门的三机部（后改为二机部），调集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工程人才，在困难时期优先保障基地的物资供应，甚至打算动用中央储备黄金来提供财力支撑。

二机部干脆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以此鞭策自己。包括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程开甲等等科研人员，隐姓埋名，以实验室和大漠为家，开始了真正的科技长征。

在北京实验室，科研人员面对的是天量的计算。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要有上万个节点，每个节点要解开五六个方程式。虽然当时国内已经有了104计算机，但资源有限，大量的计算还是要靠计算尺、手摇计算机和几百个算盘高手。计算人员都是三班倒，无眠无休，很多人连专门的办公桌都没有，需要几个人趴在一起。三个月时间，才能算出一个结果。

很多人干脆把数据默记在心，一遍一遍的演算。有一次程开甲把饭票递给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还是排在他后面的邓稼先提醒了他：“老程，这儿是食堂！”

在西北大漠，几万人住在帐篷里，冬天冷得不得了，夏天热得不得了。戈壁滩经常刮7、8级大风，风沙大的时候帐篷直接被刮跑，大家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吃的、衣服、被子，冲出去只想抢回被吹飞的图纸。最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受到影响，很多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水肿。基地没有水，汽车拉水要到几十公里外，每天一个人半脸盆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五年多，1964年10月16日，重达5吨的“596”被缓缓升到高达100米的起爆架上。15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划破了戈壁滩的寂静，腾空而起的橙黑色云团覆盖了人们的视线。大地好像裂开了一样，不断喷射云团，涌动的蘑菇云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成为平坦大漠上的一座丰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在后来的短短几年内，国内科研人员在“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的艰苦条件下，接连在有战略威慑力的技术上取得突破。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由导弹运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我国拥有了远程核打击能力；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如果说现代科学项目管理起源于“曼哈顿”工程，那么中国的现代科学项目就起源于“两弹一星”。它不仅让我们取得了战略自信，更成为突破西方科技封锁，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发端和典范。

二

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撤出专家并不是新中国第一次遭受科技封锁。二战结束以后，美苏两个阵营进入了冷战时期。为了防止苏方发展高端武器，在美国提议下，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十七个国家于1949年11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

三年后，由于美国对日本态度和亚洲形势的重新估量，巴统成立中国委员会，将中国列入了管制的范畴。被限制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共上万种产品。

巴统扇动了下翅膀，却使得新中国加速向苏联引进技术，推进了“156工程”。那些被禁运的高性能计算机，虽然使得参加“两弹一星”等工程的科研人员的工作量成指数增长，但却无形加深了他们对理论、数据的理解，培养了一丝不苟的态度，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管理流程和方法。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关系解冻后，西欧国家随即陆续与中国建交。进入80年代中期后，巴统对中国先后放宽总计约48种技术产品出口审批程序。随后又决定对中国实行自由出口，审批权下放给各成员国，不再逐项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