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华大地奏响极限艰难的抗战悲歌。头顶狂轰滥炸，地面炮火连天，高温火海、堤防骤溃、饥馁煎迫，几多地区犹如人间炼狱，生离死别不过早晚之间。

但这一切，还不足以扰动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的精神内核。

校舍是荒山野岭上搭起的茅草屋，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宿舍的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教室的屋顶覆盖着白铁皮，一到下雨天，“叮叮当当”的声响盖过老师授课的声音。

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生活更是拮据到极致，从老师到学生都一贫如洗，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日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给妻子熬汤。

这样的背景下，吴大猷收了黄昆做研究生，黄昆刚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经著名金属内耗研究大师葛庭燧的推荐，在西南联大半工半读。

彼时，这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已在北大期间靠自学啃下了国内刚起步的量子物理。而14年后，以黄昆为代表、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顶尖半导体人才，驻扎在北大，转动了中国半导体事业的罗盘。

这是一场艰难卓绝的苦旅，起步于一无所有，卷入摧毁信仰的浩劫，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每一位先辈都犹如一缕微光，微光与微光交汇，又孕育出新的微光。当新的微光投身于中国半导体事业，举目四望，天已经快亮了。

谈及中国半导体人才大本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国内清华大学、国外加州伯克利，而当我们追溯中国半导体事业的起源，我们发现，北大亦在中国半导体事业的长征，尤其是半导体基础理论的起步和发展，以及学科建设与人才输出中，扮演着不容小觑的角色。

“物格无止境，理运有常时。”北大物理学院中的石碑，陪伴着一代代半导体师生们走向充满期冀的未来。

一、从北大到北大

1936年，黄昆17岁，高考语文成绩一塌糊涂，与清华、北洋工学院失之交臂。

第二年，他通过保送考试，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15年后，他执起教鞭，走上北大物理系的讲台，在数百位学子心中，埋下半导体物理研究的种子。

黄昆

浸染于燕京大学求真务实的环境中，黄昆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本科毕业后，他来到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

在这里，他结识了杨振宁、张守廉两位挚友，他们被称为西南联大“三剑客”，结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

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位于昆明西北郊外的西南联大校园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黄昆70岁寿辰之际，杨振宁在《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一文中写道。

一天，围绕哥本哈根学派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三剑客”从喝茶到晚回宿舍，甚至关灯上床后，一直争论得停不下来。最后，三人干脆一起爬下床，点亮蜡烛，翻起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他们的辩论。

“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杨振宁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1944年，三人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各奔前程。但他们的友谊并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流逝，只是两人见面时有，三人相聚不多。

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剑客

西南联大带给黄昆的不仅是珍贵的友谊，还有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更新的理解，对学习现代物理奥秘，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毕业之时，语文再次成为黄昆求学路上的绊脚石。留美考试因语文得了24分而落选，留英考试作文只写了三行，结果因为考官眼界高，给大家普遍打分都低，让黄昆捡了个漏，被“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录取。

英国6年，成了黄昆人生的第一个学术贡献高峰时期。

在那里，他先后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莫特（N.F.Mott）和波恩（M.Born）共事，期间还收获了一位同为物理系学生的“洋夫人”里斯（A.Rhys，中文名“李爱扶”）。

上世纪40年代，20世纪40年代，黄昆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做博士后时与同事们合影

在英国的6年，黄昆完成了多项开拓性的学术贡献：和晶格动力学奠基人波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被奉为固体物理学的“圣经”；提出由杂质或缺陷引起的漫散射，被称为“黄散射”；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与妻子共同提出经典的“黄-里斯理论”，成为固体中杂质缺陷上的束缚电子跃迁理论的奠基石。

与此同时，回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黄昆1947年4月写给杨振宁一封信——

一方面，“看国内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有挽于政局，吃苦不讨好，似乎又何必”；

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

他认为杨振宁“successfully组织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Nobel Prize还高。同时在这步骤中，devotion to the cause的心也一定要驾于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

1951年底，黄昆作别英国，坐船取道香港，回到北大物理系任职。

此时，距美国贝尔实验室造出第一块晶体管已过去了三年，中国百废待兴，半导体产业正亟待一个学术牵头人的出现。

二、执教北大，八大海归拓荒人

新闻界人士曾问黄昆：没有把研究工作长期搞下来，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黄昆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回国后全力以赴搞教学工作，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一个服从国家大局的问题。这也并非我事业上的牺牲，因为搞教学工作并没有影响我发挥聪明才智，而是从另一方面增长了才干，实现了自身价值。”

1954年，黄昆任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专门化教研室主任，在他的牵头下，第一个半导体学科“半导体物理学”、第一个半导体专业化陆续诞生于北大。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1957年毕业生

从北大开始，以黄昆、王守武、汤定元、洪朝生、谢希德、高鼎三、林兰英、黄敞为代表的海归半导体先辈们，分别在三尺讲台和研究领域，奉献了无穷的学术财富。

仅是在1956~1958年期间，241名学生迎来了毕业典礼，他们走出北大校门后，成为全国首批半导体事业的骨干力量。

其时已是世界半导体界的里程碑时期，现代电子工业第一个集成电路，诞生于德州仪器工程师杰克·基尔比的手里，42年后，他因为这一伟大的发明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 黄昆

黄昆

黄昆的学术履历表是惊人的，30岁扬名全球物理界，32岁完成《晶格动力学》书稿，36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61岁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66岁成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首批院士中的三位中国人之一，83岁被国家授予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对学生们来说，记忆更为深刻的是黄昆在全国物理界有口皆碑的授课。从而立之年到年近花甲，黄昆在北大物理系的讲坛耕耘了二十六个春秋，一向谦虚的他，唯独对自己的教学有过较为满意的评价。

他不限于定义说明与公式推演，而是引导学生们对物理问题有深入的理解。无论是讲课还是做报告，黄昆都坚守两个原则：一，假定听讲人对所讲问题一无所知，且又反应迟钝；二，尽管讲过多次，每次都须重新备课。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曾与黄昆共事，在他的回忆中，黄昆精益求精到了极致。他备课备到非常仔细，包括黑板怎么写，这个字写在哪儿，字要多大，擦的时候，哪些要擦掉，哪些不要擦掉。朱邦芬曾经看过他的备课，等于用一个纸写成很多版本，就是黑板上第一批怎么写，第二批哪些擦掉、哪些保留。

尽管1955年就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按规定可定级为“一级教授”，但黄昆主动要求定为“二级教授”，认为自己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等老师拿同样的工资，于心不安。

黄昆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给研究生讲课

时代所限，内部政治干扰、外部技术封锁，多重因素作用下，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半导体物理首当其冲，黄昆倾注大量心血的教学工作被迫停止，中国与世界的半导体研究差距越来越大。

直至1977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亲自点名58岁的黄昆，让其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以黄昆为学术带头人，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世纪80年代，黄昆进入学术贡献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退居二线的黄昆将更多精力投入科研，集中研究半导体超晶格物理问题，1983年，他与朱邦芬提出的计算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模型，及类体模解析表达式，被国际上称为“黄-朱模式”，已作为该领域必读文献列入许多国外专著和研究生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