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机器人将来真的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更难以应对这一冲击。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经济学家卢卡斯·施洛尔(Lukas Schlogl)和安迪·萨姆纳(Andy Sumner)为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撰写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有必要单独考虑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自动化的崛起。他们认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帮助工人被机器人取代的策略(其中一些看起来很有前景)，都是为发达国家设计的，可能无法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策略。

很多研究都侧重于哪种工作可能自动化，以及预测机器人什么时候将接管人类的工作任务。虽然这些预测的差异很大，但人们一致认为，那些不需要情商、复杂的人类推理或创造力的常规工作，将逐渐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填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报告都显示，与需要创造性思维或面对面互动的服务业工作相比，农业和工业部门的自动化潜力要更高。

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特别大的担忧，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劳动力从事农业或简单制造业的工作，不需要什么技能。

在发达国家，关于如何应对自动化崛起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限制自动化；二是如何应对自动化的后果。

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措施来限制自动化，比如对机器人的使用征税，或者通过减税或降低最低工资来降低人类劳动成本。

问题在于，对自动化的抑制可能只会把它推向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可能觉得无法实施这些限制措施，因为它们担心企业甚至整个行业会迁往那些使用机器人不受惩罚的地区。

施洛尔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敏锐地感受到自动化的影响，而无论机器人在哪里被使用。廉价商品可以在某个地方用机器制造，并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向其它地区大量供应廉价农产品。

至于削减劳动力成本，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不清楚最低工资在变得不道德之前到底能低到什么程度。

政府应对自动化带来的干扰的第二种方法是实施应对影响的战略。这包括重新培训工人，为他们提供未来工作所需的技能，或者为公民提供基本收入，以弥补工资增长停滞或失业。

施洛尔和萨姆纳认为，发展中国家很难实施再培训计划，因为它们的教育资源通常非常有限。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很难拥有向公民普遍提供基本收入的资金，因为一个国家实施这一计划，是假定存在一个生产效率很高的服务业部门，该部门从其它部门吸走了资金，而在这些经济体中往往是不存在这样的部门。

但有一些潜在的解决路径。施洛尔和萨姆纳提出的一个想法是所谓的全球普遍基本收入——资金由国际机构管理，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援助来支付。施洛尔称，这个计划拥有优势，“仅仅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产业对自动化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些行业包括社会关怀、教育、医疗、旅游或基础设施建设等。但这种方法是一定的风险，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而且不能保证长期能避免自动化的冲击。

这使两个人得出最终结论：关于自动化将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提出不同的政策和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