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快、更高、更强”是众所周知的奥运精神，那其实不只是运动员追求的目标，而是所有人类对提升自我的渴望；我们都希望能变得更好、更聪明、更有效率，无论是在学习、工作或是娱乐方面。不过我最近有一个疑问：那些透过生物、化学、电子或机械技术促成的“超人”能力，究竟要在什么程度才是符合社会正当性以及心理健康的？

一方面，技术专家预见未来人类与机器将聚合为“技术奇异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在另一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担心某天会控制不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我会想到这些，是因为最近在写一篇有关虚拟实境(AR)技术的报导时，看到AR技术开发社群AugmentedReality.org的一篇AR眼镜报告里写着：“当你戴着眼镜的同学、玩伴、同事或是任何一个领域的同业表现都比你好…你能受得了不戴吗？”

我毫不怀疑AR眼镜所提供的额外资讯能让我高出那些没戴的人一等；当一个智慧眼镜时代来临，我们能在弹指间让必要的资讯齐聚眼前。如此我们永远不必担心在一场聚会上想不起某人的名字(眼镜会显示对方是谁)，学校的考试也可能没办法举行、因为答案都已经在鼻尖上了…这到底是好是坏会有争议，但总之大家不必再死背单字或文法了，我们可以自由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思考”与“分析”。

真的是这样吗？能立即“查询”真能让我们更聪明？我还是有一些疑惑…

我还记得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世界舆论一开始对于南非截肢短跑选手Oscar Pistorius是否具参赛资格的讨论；争议的焦点并非运动员本身，而是他配戴的碳纤维义肢是否可能在某一天演进到能让一位截肢运动选手在田径场上的表现超越正常人。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画署(DRAPA)有个“超级士兵(super soldier)”计画，目标是开发让士兵能负重、远距行军而不至于精疲力尽的技术，例如能减轻肌肉与关节负担的防护衣。

简而言之，我们似乎有一些方法能强化人的能力，这听起来是件好事。不过这有个悖论：在我们庆幸科技能协助身障者过得更好、或是让坐轮椅的亲友重新站起来的同时，也可能得忧虑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利用药物、基因改造、电子植入物甚至是可穿戴式装置，把他自己变成一个“超人(superhuman)”。

界线在哪里？

Google在本月稍早表示将停止对消费者贩售目前版本的Google Glass智慧眼镜，有些媒体认为这意味着头戴式智慧装置将死，但支持者则认为言之过早；有一篇《PC World》的报导写道：“别搞错了，Google Glass是不会消失的、还会有更多的奋斗，虽然该装置在寻求消费者支持方面效果不彰，但有一些企业对于智慧眼镜的接受度很高，下一代产品的Glass产品可能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AR眼镜在工业应用领域的实用性是存在的，某些企业应该能因为员工效率提升而受益。但我也认为，消费者对于机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是不应该被低估的。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人类对抗机器”戏码，会在每一次技术革命发生时重演；阿诺(Arnold Schwarzenegger)主演的好莱坞卖座电影《魔鬼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就是在传达这样的恐惧。

我承认这样的恐惧是存在的，而我总是对那些“Glass探险家”抱持质疑态度，认为他们代表着科技的“富人”，却令人讶异地明目张胆侵犯大多数“穷人”的隐私…不过后来我又意识到自己的思考逻辑有矛盾：为何我对戴着 AR眼镜的人感冒(目前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不声不响地把资讯收集到眼前)，但我自己也戴眼镜，而且感谢这个装置让我能看得更清楚、收集到更多资讯。界线到底在哪里？

这个社会对于提升人类效率之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似乎比以往更高；可是这样明显的意愿又与去年社会对Google Glass的反弹产生冲突。不过我个人仍然认为，这并不会阻碍科技产业界探索的脚步；人类心理或社会的屏障仍有能力终结许多科技梦，对于智慧眼镜可能侵犯隐私权、或是运动员可能为了配戴超级义肢赢得比赛而故意截肢之类的行为，该如何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