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博士离开已经一周年了，每每回想江博士对中国科技产业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特别是对中国芯的执着，令我们许多海归和海外专家都非常感动。虽然现在江博士走了，但是他拳拳的爱国之心和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

一、热衷 “中国芯”，促进产业政策出台

在江博士的建议之下，1998年11月于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1998年上海国际微电子研讨会”，十几位海外专家，四十多位国内专家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官员到会并进行了两天的座谈。

我和江上舟博士认识要从1998年上海欧美同学会召开的“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论坛开始。当时我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系副教授和中国旅美协会会长，受邀参会做了报告。会上认识了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博士。听说我是微电子专业博士也是IBM等公司顾问，第二天江博士主动在会外找我约谈了三个小时。江上舟博士介绍了国内芯片工业的现状，提出国内芯片工业还很薄弱希望我能利用海外资源帮助发展芯片产业。

会后江博士与我约定了每周2-3晚上进行电话沟通的“工作制度”。1998年7月，我与几位海外微电子资深专家访问上海，与江博士面谈。了解上海地区芯片工业基础，为上海芯片发展献计献策，江博士安排参观了漕河泾几家微电子公司，并与上海的同行进行了交流。会后江博士向我建议有必要请海外专家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快速发展中国的芯片产业。在这期间由于几乎天天晚上与江博士在一起讨论，受到江博士烟瘾的影响，我本人原本不抽烟也开始一边抽烟一边思考问题了。

在江博士的建议之下，1998年11月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1998年上海国际微电子研讨会”，十几位海外专家，四十多位国内专家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官员到会并进行了两天的座谈。会后我们四位海外专家给国家领导提交了一份加速发展微电子产业的建议，建议稿由我起草，由于在海外十多年不用简体字，江博士帮助对建议稿进行了逐段修改，反复推敲。此建议稿11月底呈交，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以及当时的经贸委和信产部迅速组成了项目小组，探讨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同时中央领导也批示给北京和上海市领导。随后北京和上海开始芯片产业布局竞争，被业界戏称为 “半导体界南北战争”。

江上舟博士对微电子事业的追求一直令我敬佩，他总是站在国家层面考虑问题，并做了许多“份外”的事情。他已经成为一个精通的微电子产业专家。在江博士及海外专家的共同建议下，1999年5月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召集国家发改委、经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官员和国内外专家在北京召开微电子产业政策研讨会。会议初步对国家应该对芯片产业进行特殊的政策支持，并出台相关的扶植措施达成共识，其中大部分的扶植政策来自于海外专家和江博士的建议。

此次会议海外专家邀请并推荐了张汝京参会，准备发起一个大型芯片项目。张汝京博士当时希望到香港建立芯片厂，因此在1999年夏天海外专家小组拜会了香港政府官员，探讨在香港建立大型芯片项目的可能性（即 “硅港”项目）。1999年中芯国际公司在香港大学策划成立并正式注册集资。

此事我及时和江博士进行了沟通，江博士一再建议此项目应该放在上海。为此1999年我十多次来回沪港两地，每次江博士都推开工作在酒店和我深谈几个小时，我们从产业政策到项目组建到产业布局都初步有了宏观的规划。许多产业政策均在这段时间形成。

2000年1月信息产业部邀请海外专家小组成员和张汝京博士访问北京、上海，并与当时的国家计委、信产部领导再次探讨芯片扶植政策，包括增值税减免（至3%-6%），进出口关税减免、政府引导投资、吸引海外人才，这些政策构成了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的基础。在讨论政策的同时，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与信产部副部长非常关心自主大型项目的启动，希望中芯国际到内地来发展。

二、力挺“中芯国际”落户上海，建立浦东硅谷

中芯国际与浦东新区签订了14.8亿美元投资意向书，这一天我感觉到是江博士最高兴的一天，一年多的辛勤拼搏终于看到了果实，这一天成为中国自主芯片产业发展的重大里程碑。

1月16日代表团来到上海，受到江上舟博士的热情招待。江上舟博士积极邀请中芯国际项目前来上海，邀请考察了上海的漕河泾、金桥及张江开发区。徐匡迪市长在接见代表团时明确建议将项目留在上海不用考虑其他地点，江博士也亲自陪同代表团勘测场地。由于该代表团成员均是中芯国际发起人，这次访问确定了中芯国际从香港移师上海，江博士是中芯国际移师上海的第一功臣。今天看来中芯国际移师上海这个举措完全正确，也是中芯国际在未来几年能突飞猛进发展的原因。

3月27日-28日，我们中芯国际筹备小组一行四人再次访问上海，就建厂与江博士牵头的市政府部门及浦东新区领导商谈，并再度考察了金桥与张江。当时金桥与张江建厂条件旗鼓相当、各具优势，一时难以抉择。在江上舟博士的努力斡旋下张汝京博士与我决定先与浦东签订意向。3月29日中芯国际与浦东新区签订了14.8亿美元投资项目意向书，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及上海市副市长相关领导均参加，为了保密本签约仪式没有对外，连标题都只有四个字“签字仪式”，但这一天我感觉到江博士最高兴的一天，一年多的辛勤拼搏终于看到了果实，这一天成为中国自主芯片产业发展的重大里程碑。

4月11日中芯国际项目正式定在浦东张江。2000年5月张汝京博士带领筹备团队入驻张江。而我在2000年内每个月飞往上海，帮助中芯国际启动，每次江博士都会一起开会来解决问题，包括与当地政府部门协调，到国家主管部门立项。其中棘手的问题是在国家批复前如何使项目提前动工，江博士建议由上海市政府给中芯国际临时开工许可，使得项目开工时间大大提前。为了加速张江微电子基地建设，6月中芯基建队进驻张江，8月开始打桩。2000年9月1日信息部原则批准该项目。10月25日国务院会议批准中芯14.8亿美元项目。2001年1月22日建成投产，打破了18个月建厂的常规，做到了建设速度第一以及成本控制第一。这些成绩都离不开江上舟博士当时作为上海市对接领导打破常规对项目的大力支持。

在中芯国际落户后，江博士还是每个月定期与我碰面，商讨未来上海芯片产业布局情况。他亲自主持编制了上海市微电子产业发展规划，海外专家小组也对规划进行了多次的修改。明确提出要在上海建立10条等值8英寸厂，形成中国微电子产业基地。此规划出台后遭到很多质疑，当时中国只有两条8英寸厂，我们要在短短的5到7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是江博士顶住压力，坚决推动此事。最终方案获得通过，2010年，在江博士提出20条生产线的规划后，上海已有等值8英寸厂8条，一个12英寸厂，实现了当年江博士的设想，也证明了江博士高瞻远瞩的眼光。

从1999年5月香港的“硅港计划”到一年后中芯国际落户浦东，到投资上海的“硅港”初步建成并带动了整个上海芯片产业的飞速发展，中间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这些都要归功于国家领导的重视及政策扶植，上海市政府、浦东新区政府的全力支持，但是也正是因为江上舟博士的不懈努力最终使得这一计划顺利地、快速地、有效地完成。

三、“南方基地”与海南硅岛

2008年1月在三亚亚龙湾召开了海南省电子产业发展顾问会议，江博士曾是亚龙湾开发的主要发起者和建设者，当时决定把中国南方芯片基地设立在三亚，江博士非常激动和开心。

2004年以后，上海中芯国际成功在美国上市，张江微电子基地已初具规模，江上舟博士与海外微电子专家小组讨论认为从国家战略考虑应该在北部、中西部和南部都建立半导体产业中心。在后面的几年内中芯国际正是按照此思路分别进入北京、武汉、成都建设生产线。

在讨论时江上舟博士建议将中国半导体南方基地设立在他曾经工作的海南。2007年我受邀访问海南省与时任省委书记见面，建议海南省政府成立芯片产业发展的顾问小组，邀请江博士作为主要顾问参与。正式启动了海南半导体产业基地的规划和设计，江上舟博士在其中积极奔走联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2008年1月在三亚亚龙湾召开了海南省电子产业发展顾问会议，江博士曾是亚龙湾开发的主要发起者和建设者，当时决定把中国南方芯片基地设立在三亚，江博士非常激动和开心。会议上时任海南省省长，现任海南省书记给海外专家顾问颁发聘书，并做了产业规划，尽管江博士已经患病，但还是坚持参加并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时任海南省省委书记会后说要讲海南省打造成“中国第二硅岛”。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三亚建立基地的事情没有实现，但是江上舟的海南情节令人钦佩。

四、生命最后阶段仍在为“上海芯”拼搏

希望在未来把上海建立成世界电子产品源头，把张江真正变成中国硅谷。他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每一位参会者，可惜的是规划方案还没有最后定稿，江博士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江博士在患病后还一直非常关心芯片产业的发展，他作为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继续为产业发展献计献策。2011年3月，江博士召集上海市半导体芯片产业的20多位企业家、学者，在市政府顾问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探讨上海十二五期间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当时江博士病情严重，但是他非常积极乐观的看好上海芯片下一步规划。他内心有着宏伟的蓝图，希望在未来把上海建立成世界电子产品源头，把张江真正变成中国硅谷。他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每一位参会者，可惜的是规划方案还没有最后定稿，江博士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如果有人问中国的芯片产业的贡献，我认为江博士当之无愧的是产业发展的旗手，一位战略性型新兴产业的Leader，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江博士已经去世一周年，但是我们欣慰的看到中国芯片产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98年江博士和我商谈的伟大设想是在他有生之年将国产芯片占市场一半，当年中国芯片产值60亿元，2011年超过1570亿元。增长近30倍。中国千千万万的芯片人会继承江博士的遗愿，继续高举旗帜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而努力。